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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阳节习俗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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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，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，故重阳节又叫“登高节”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。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，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；杜甫的七律《登高》，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。登高所到之处，没有划一的规定，一般是登高山、登高塔。还有吃“重阳糕”的习俗。

吃重阳糕

据史料记载，重阳糕又称花糕、菊糕、五色糕，制无定法，较为随意。九月九日天明时，以片糕搭儿女头额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祝愿子女百事俱高，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。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，像座宝塔，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，以符合重阳（羊）之义。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，并点蜡烛灯。这大概是用“点灯”、“吃糕”代替“登高”的意思，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。当今的重阳糕，仍无固定品种，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。

赏菊并饮菊花酒

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，菊花盛开，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，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。陶渊明以隐居出名，以诗出名，以酒出名，也以爱菊出名；后人效之，遂有重阳赏菊之俗。旧时文人士大夫，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，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。北宋京师开封，重阳赏菊之风盛行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，千姿百态。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“菊月”，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清代以后，赏菊之习尤为昌盛，且不限于九月九日，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

插茱萸和簪菊花

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，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。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；或佩带于臂，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，还有插在头上的。大多是妇女、儿童佩带，有些地方，男子也佩带。重阳节佩茱萸，在晋代葛洪《西经杂记》中就有记载。除了佩带茱萸，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。唐代就已经如此，历代盛行。清代，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，“解除凶秽，以招吉祥”。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。宋代，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、菊花来相赠佩带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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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：

古人如何过重阳？考诸文字，各个时代的人过重阳的方式有所不同。

东汉至三国时期，过重阳的方式是邀请友人聚会欢宴，有三国时魏文帝曹丕《九日与钟繇书》为证。其书说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——九九，音同久久。借助这个美好的日子，聚会享宴，以寄托长久。

佳肴美酒谁不喜欢？“久久”的嘉名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大快朵颐的理由。契丹人也饮宴过重阳。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十六年九月“以重九宴饮，夜以继日，至壬子乃罢”，历时一天一夜。

重阳赏菊，大概始于晋代陶渊明。他在《九日闲居诗》序文中说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”。面对满园盛开的菊花，饮美酒、食菊花做成的食物，然后再做几首诗，多么浪漫！

陶潜所饮之酒，未必此菊花所酿。但后人可能是从这里得到启发，用采自重阳的菊花酿酒，到来年的重阳饮用。大概因为“九”与“酒”同音的缘故，到后来，重阳成为酿酒之节。电影《红高粱》中的插曲可为佐证。歌中唱道：“九月九，酿新酒。好酒出在咱的手。”据说贵州茅台镇于每年重阳投料下药酿酒，因为九九重阳这天阳气旺盛，能酿出好酒。还有湖南宁远，每于九月九日“竞造酒，曰重阳酒”。——此事未经考证，不知确否。

《红高粱》中的故事发生在山东。据《山东民俗·重阳节》，重阳之日是山东一些地方祭祀酒业神的日子，“神为杜康”。

阳定为节日，并在这一天家人团聚、登高作乐，似始于唐代。因为有那首脍炙人口的诗：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。如果说仅此一诗不足为凭，还有杜工部的诗句“重阳独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台”为证。杜甫为何“独酌”？身边无亲友。重阳佳节一人独处，又有疾病缠身，何其凄凉！即使这样，也要饮酒、登高，以不负佳节。宋朝人刘挚给友人文莹的诗中，也有类似的心境：“无酒无人更无菊，重阳愁过鹿皮翁。”（宋·文莹《玉壶清话》）鹿皮翁是一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，他一人在高山顶上修炼成仙。从这些诗句来看，登山、饮酒、赏菊，已成为唐宋文人度重阳的“标配”节目。后世附庸风雅的皇帝，也选这一天登高。据《辽史》，辽圣宗三年九月初九，“重九，骆驼山登高，赐群臣菊花酒。”（辽史116页）

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重阳为何插茱萸登高？最初是为了避祸。自南朝人的《续齐谐记》中说，汝南人桓景，随方士费长房学道。临近九月九，费长房让桓景赶快回家，说他一家人有灾难，只有每人做一小袋子盛上茱萸戴在胳膊上，然后登高饮菊花酒，就能躲避灾祸。桓景照办了。晚上举家登高回来，见家中的鸡犬牛羊全都死了。费长房说：“此可代也。”——假如一家人没有去登高，那么后果可想而知。自那以后，重阳日登高、饮菊花酒、佩茱萸，便成为风俗了。

重阳节佩茱萸，在《西京杂记》中就有记载。据说这部书出自汉代刘歆。这里需要考证一下的是：为何要佩戴茱萸？茱萸有两种：山茱萸和吴茱萸。那么重阳佩戴的是哪一种茱萸？

查了一下“百度”。有植物学家说是山茱萸，因为山茱萸在我国分布很广。

笔者辗转请教到了中药专家郑金声，答复是：“李时珍做过考证，是吴茱萸。《淮南万毕术》：井上宜种茱萸，叶落井中，人饮其水，无瘟疫。悬其子于屋，辟鬼魅。”《周处风土记》也说，茱萸气烈、色赤，折茱萸戴头上，可避邪气、逐风寒、延年益寿。

关于“茱萸气烈”，笔者手头的《中药新编》中这样介绍吴茱萸：“全株有特异的香气。”这可能是吴茱萸被选中的主要原因。端午挂蒲艾，重阳佩茱萸。它们都是有芳香气味的中药。

辽金时期，重阳是皇帝狩猎的节日。著于先秦的《吕氏春秋》中有这样的文字：“是月（九月）也，天子乃教于田猎，以习五戎”。五戎即五种兵器，指矛、戟、钺、楯、弓矢。就是说，九月举行围猎，目的是练兵。而且天子要亲自出马、披挂上阵，“执弓操矢以射”。清代皇帝也常于秋季狩猎、阅兵。弘历于乾隆八年九月初一开始，一直围猎到九月十一。在伍什杭阿这个地方，他亲自射死了一只虎。（《清史稿·高宗本纪》）但清朝皇帝的狩猎，并不为了过重阳节。而辽代契丹人确是把狩猎与过重阳紧密联系一起的。宋人的《燕北杂记》中记载：“辽俗，九月九日打围，赌射虎，少者为负，输重九一筵席。”金代的女真人也有重九围猎的习俗。《金史·世宗本纪》中说：“重九出猎，国朝旧俗”。这位取代了完颜亮的世宗完颜雍，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的九月九日便“猎于近郊”。

中国自古有秋祭一说。秋天，粮食丰收了，“天子尝新，先荐寝庙”。寝庙就是宗庙，意思是告慰祖先，并且还要祭天，感谢上苍的恩赐。

辽金两朝有拜天之俗。据《金史·礼志》：“金因辽旧俗，以重五、中元、重九日行拜天之仪。”一年举行三次拜天之仪，唯有重九这次最为隆重。重五（五月初五）拜天于鞠（马球）场，中元（七月十五）拜天于内殿，重九则于都城之外。《金史·世宗纪》：三年九月，“以重九，拜天于北郊”。金世宗曾对臣下说：“本国拜天之礼甚重。”重九拜天，是与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。

在金代，皇帝于重阳日奠陵被固定下来。金章宗二年九月初八日，皇帝“如大房山，乙卯（初九）谒奠裕陵（其生父陵寝）”；金章宗四年九月初八，拜天于奉先县西；初九，致奠诸陵。

元代蒙古人在重阳节这天要打马球。皇帝亲临，与太子、王妃一同观看。王公大臣会击球的都要上场，骑骏马、着华服，群马争骤，倏如闪电。胜者赏，负者罚。跟狩猎一样，打马球也是寓练武于娱乐的一种形式。

与重阳节关系最为紧密的植物非菊花莫属。过重阳节不仅赏菊、饮菊花酒，从陶渊明的《九日闲居》序文中还有“空服九华”之说。九华，即菊花。空服九华，意思是“只服用菊花”。毫无疑问，菊花是可以服用的。《本草备要》中说：甘菊花性秉平和，能益金、水（肺、肾）二脏，能养目血、去翳膜，治头目眩晕，散湿痹游风。可药可饵，可酿可枕。

无论酿酒，还是入药，都不能光用菊花。所以窃以为，服用菊花也要佐以其他食物的。

据《析津志》记载，元大都时代的百姓过重阳节是要吃糕的，市上有小贩做了叫卖的，也有市民做了相互馈赠的。但《析津志》没有说糕中是否有菊。元人孙国敉的《燕都游览志》中说，“重九日，敕赐百官花糕宴。”大都居民制作的糕，是不是也是花糕？明末人著作的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：“九月九日，载酒具茶炉食榼，曰登高。……麪饼种枣、栗其面，星星然，曰花糕。糕肆摽彩旗，曰花糕旗。父母家必迎其女来食，亦曰女儿节。”于是似可推断：从元大都时代到明末，重阳节吃的糕都是花糕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吃花糕，大概象征着赏菊与食菊吧。元人诗中有“一本黄花金十镪”，毕竟不是下层百姓能赏得起、服用得起的。

重阳食花糕，没能像上元吃元宵、端午食粽子、中秋吃月饼一样流传下来。

细推起来，吃什么东西并不重要。无论端午也好，重阳也罢，对老百姓来说，无非是愉悦祈福、亲人团聚。重阳之日，天高气爽，菊花盛开。当此佳节，亲朋欢聚，登高以畅怀，赏菊以娱目，总是不错的。